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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调研入门数要

  外交调研,如何入门?常言道,“入门而问讳”。此处自然不必“问讳”,然而略谈入门的“数要”,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键

  升登外交调研的殿堂,头一块敲门砖应是:调研工作者须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从事外交调研。

  外交调研,非同一般,它属社会科学中的特殊门类,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所谓强烈的政治性,即指外交调研不能不受各国不同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所制约,不能不因采用唯物还是唯心、辩证还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差异而受到影响。对同一事物,由于调研工作者所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看法就会相左,有时甚至大相径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1898年,美国发动战争侵占菲律宾,菲人民理所当然地视之为侵略并奋起抵抗,但美国总统麦金利却大言不惭地说,美此举是为了“教育和提高菲律宾人,使他们文明起来”,“因为从人道讲,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他们”。一百年后,历史重演。1999年3月,美国纠集北约诸国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持续78天的极其野蛮的空中打击,中国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都把这看作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这是“人道主义于预”,旨在“维护人权”,“替天行道”。

  困此,对调研工作者而言,人门之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外交调研。此言貌似老生常谈,实系登堂入室免走弯路的关键。

  二、为现实的外交斗争服务

  外交调研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性研究。外交调研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为现实的外交斗争服务,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正因如此,外交调研不可脱离实际,不能空洞议论,最忌缺乏目的。外交调研的大敌是为调研而调研。

  进行外交调研,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研究什么的问题。选什么题,至关紧要。题选对了,为国家领导人决策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信息、看法和建议,利莫大焉;反之,题选错了,研究成果无人问津,白费气力。所以,不妨说,选题正确,调研也就完成一半了。正确的选题从哪里来?一是来自上面,领导包括中央领导根据外交斗争的需要给调研工作者出题目。周总理在世时就曾不时亲自给外交部出调研题目。当然,选题也不能全仗领导,更多还需自力更生,靠调研工作者自身对孰为当前外交斗争的需要的领悟和判断。总之必须紧密结合斗争现实,不能兴之所至,随意选题。选对题后,接着是如何进行调研。这里同样有一个根据外交斗争的需要来进行调研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选题之下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最后,撰写外交调研报告也要体现战斗性,报告要写得快、准、短、实,真正符合外交斗争的需要。

  比如,2OO1年初小布什新任美国总统,各国外交部门的一项重要调研任务即是了解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和有关动向。法赫德国王是沙特第五任君主,他体弱多病。外国驻沙特使节都把了解法赫德国王的病情作为一项迫切的调研任务。笔者出使泰国期间,沙特代办告我,他的主要使命和调研任务是了解和找回被泰国人偷窃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19公斤的珠宝。

  一句话,搞外交调研,切忌书生气十足。

  三、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调研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从事外交调研,有一种精神必须大加提倡和严格遵循,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发表过这样一段鞭辟人里的议论。他说:搞调研工作,“既要根据中央的论点来看问题,又不能机械地根据上级划好的框框来套问题。要能发挥独立见解,要能根据新的情况打破旧框框,提出新的看法来”。调研工作者“应该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

  何谓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换言之,乃“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之谓也。这是党性在外交调研中的体现。而其反面则是“不惟实”,这却是外交调研的大敌。“不惟实”的表现众多,诸如“宁左勿右”、投上所好、主观武断、报喜不报忧、任意回避、夸大或缩小事实等等,都在应予反对和清除之列。

  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要求在外交调研领域“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还是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是小平同志思想的基础,也是我们调研工作的基础”。

  外交史上,“只惟上”“不惟实”的事屡见不鲜。古代波斯领导人只愿使节报喜,而把呈送不受欢迎的信息的信使杀掉。19世纪中叶,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外交上铸成大错,一个重要原因是沙俄大使发回的报告总投其所好。李温大公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笨蛋!如我给他说了真相,他定会把我逐出门外。” 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因在调研报告中直言“中国情况一团糟”,“蒋介石,也只有蒋介石,要对整个这种不幸局面负责”,而于1951年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开除公职。谢在被开除时感叹地说:“必须学会另一门行业后才能当驻外外交官”。谢后来不得不改行做家具生意。美国资深大使哈里曼在1963年作证时承认,一些美国外交官的生涯受挫就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候持有正确的观点”。前苏联的克格勃也蹈“只惟上”“不惟实” 的覆辙。据了解,克格勃有时不做合理的情报分析,而是听命于苏联领导人的判断。6O年代初,苏共中央做出判断,美国正计划对苏进行首次核打击。当时克格勃驻西方的情报人员就已认定这是危言耸听,但却不敢违逆苏共中央的意志和判断,结果导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当然,要真正做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也不易。这需要胆识和勇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引用了但丁的 衍 曲》中的两句话。马克思写道:“在科学的人口处,正像在地狱的人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困此,一名合格的外交调研工作者,不仅应是个“智者”,而且首先应是个“勇者”。

  四、外交调研是个过程

  外交调研是个过程。这样说有两层含义:一指外交调研是由若干个环节组成,缺一不可;一指外交调研是循环往复,不应有止。

  外交调研的第一个环节是收集材料(或曰收集情报)这是整个过程的开始。然后是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分析、综合和判断。最后是把研究的结果形成文字,写成调研文章上报。调研至此,似完非完。一个判断做出,一篇文章写完,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仍难确定,还有待事物的进一步的发展来加以检验。所以,还需继续追踪观察。如被证实判断正确,这当然最好,同时也需就事情的新发展继续研究;如被证实有瑜有瑕,就要进行修正;如被证实判断有误,就应立即改正,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写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外交调研工作。

  强调外交调研是个过程,无非是想说明;外交调研的各个环节不可逾越,外交调研需要保持长期的连续性,外交调研从来不是一劳永逸,外交调研所寻求的真理必须经过实践来检验。

  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是核心

  什么是外交调研的核心?这或许可由八个字来概括,叫做“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我国古代卓越军事家孙武的名句,出自《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入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二千多年后,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也就是为了阐明这八个字。

  孙武这八字经,就外交调研而言,给人们以什么样的启迪呢?同战争一样,外交调研中,“知彼”和“知己”也是相辅相成的。“知彼”无异是我们调研的主要目的,然而在力求“知彼”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知己”。实际上,外交调研必须始于“知己”。只有首先把“己”弄清楚,“知彼” 才有方向和目标。只有在“知己” 的基础上寻求“知彼”,才能有的放矢,了解深刻,“知” 得有效。

  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知己知彼” 已被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对手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快捷和便利地相互了解。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能让我们“知彼”,而不让对手“知彼”,以及如何能比对手更快地“知彼” 等。

  六、观点和材料统一的辩证关系

  踏入外交调研的大门,有一件事会经常遇到:如何正确处理观点和材料的关系?

  观点和材料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辩证关系。不管是作什么样的外交调研,材料总是物质基础,要注意用材料和事实来说话;但同时,用哪些材料和事实来说话,又需要有个“统帅” 来择定,这个“帅” 就是观点。列宁说得好:“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因此,材料必须由观点来统帅,而观点又须通过材料来反映。此即观点与材料统一的辩证关系。

  在外交调研中,要反对材料和观点相割裂的做法。这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纯客观主义,它缺乏正确的观点来统帅,一味堆砌罗列材料,不加筛选。这样做,轻则使读者一头雾水,不得要领,重则误导读者,使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主观主义,它不注意用材料和事实说话,讲观点时没有材料,议论空泛,不从实际出发,结论全凭主观武断。此种调研方法,同样也是十分有害的。

  只有辩证地处理好材料与观点的关系,才是外交调研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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