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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分析综合之道

  材料收集毕,下一步即是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此时,调研进入实质性阶段。这是一个远比收集材料更为重要的阶段。随着信息源的迅猛发展和大量信息“禁区” 的不断消失,刺探情报的重要性相对减少,而分析情报的重要性却在增加。情报专家已有共识: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相比较,强调的应是情报分析。决策者需要的并非是信息的多多益善,而是对所获信息能提出符合实际的明确的分析和意见。

  一、从认识论谈起

  什么是外交调研的分析和综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分析和综合?

  如前所述,收集材料与分析研究往往相互贯通,难以截然分开。收集材料的过程实际上也即是某种“大略的调查和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但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必须做系统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就是分析的过程”,而所谓“分析的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

  认识论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级的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而“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如果说收集材料可以获取感性认识,那么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即是“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即是一个对收集来的原始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的过程。加工制作的办法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所用的催化剂则是“思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者。外交调研的分析和综合,说到底,就是寻求“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使主观符合客观。

  二、分析一综合一再分析一再综合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分析和综合是辩证的统一。分析的过程是由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而综合的过程则是由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分析和综合是相互依存的。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 而分析也总是以在它之前所进行的某种综合的成果为指导,并且每一次分析又总是为了下一步的综合。分析和综合相互交替的过程也即是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总是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方法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力进行分析,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分解为各个部分,逐个部分、逐个层次地进行分析,探寻其中的规律,然后加以综合。在分析的每一步都有小的综合,在综合的每一步又都有具体的分析。

  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首先依据大量的材料,指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并对每一特征分别做了分析,然后再做综合,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一篇好的调研文章,必然是体现了从分析到综合的过程,而且还可以是分析一综合一再分析一再综合的过程。惟其如此,认识就能不断深化,文章也就越写越好。

  三、通过比较暴露矛盾发现问题

  分析和综合要得法。方法好比航船,没有船或者有船但航行不力,是渡不了河的。

  有一个常用之法,姑且称之为“通过比较,暴露矛盾,发现问题”。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矛盾论》的角度看,无非是一种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不断暴露矛盾的方法。如何才能使矛盾得以暴露呢?有效之法是通过比较。比较法是很灵验的,不管是何物,一经比较,总能矛盾暴露,现出真相。

  外交调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比较的学问。说到比较,一般就有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种。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这两种比较法都宜采取,不可或缺。

  所谓纵向比较,是指通过今昔相比,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从而找出差异,发现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有过两段名言。他说:“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了解中国的今天,不了解中国的今天,很难估计中国的明天。” 他还说:“看它(按指国民党)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例如,1996年桥本龙太郎上台任日本首相,他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了日本对俄政策。他提出了“信任、互利、长期观点”的日本对俄外交新三原则,以替代日本长期奉行的对俄“政经不可分” 原则。如果你不了解日本过去对俄的“政经不可分” 原则,不把桥本的新三原则同过去相比,就不会得出日本对俄政策上有调整的看法。也有另一种情况。如台湾的陈水扁前不久就海峡两岸关系问题说了一些乍听似乎有些“新意”的话,然而当你把这同他过去的言行相比,就会发现他改变的其实只是调子,他的台独本质丝毫未变。

  所谓横向比较,乃指在横向上同与所研究的事物相关的问题做比较。例如,我们分析一个外国政治家的言行,既要同他过去的言行做纵向比,也需同他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但在不同场合的言行做横向比。当年吉米·卡特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发表了一些强硬的对苏言论。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激烈,卡特的这番言论备受注意,人们关注美国对苏政策是否已发生变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当你把卡特的话同他过去的话相比,调子确实变得强硬;然而,当你再把它同卡特在差不多时间里在别的场合所讲的话相比,就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结论是,卡特弹反苏调子不过是出于大选需要,美国对苏政策未变。

  四、九方皋的相马法

  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有个善于相马的人,名叫九方皋。他经伯乐推荐,为秦穆公求千里马。九方皋相马的经验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

  九方皋的相马法,用现代语言来演绎,实际上是一种科学抽象之法。人们在研究问题时,需要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而在这过程中可以把研究对象的某些特点分割开来,提取研究对象中共有的东西而舍去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九方皋相马法即是运用抽象之法,把事物的各种复杂因素加以简化,撇开次要的因素,以便在典型的、纯粹的形式上研究事物。只有略其所当略,始能详其所当详;只有轻其所当轻,始能重其所当重。

  国际问题的特点是:独多现象和假相,充斥伪装和玄虚。我们在研究和分析国际问题时,就应像九方皋那样,剔除“粗”、“外” 不嫌多,抓住“精”、“内” 务求紧。

  1970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访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祝酒辞长篇累牍,洋洋洒洒,其实都是“粗”、“外” 之类,而其“精”、“内” 部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大字。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预示着美国开始对其对华政策做重大调整。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高明就在于他牢牢抓住了这七字“精”、“内”,预见了中美关系势将解冻、世界战略格局将随之改变的大动向。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当初越南入侵柬埔寨。当时越南为了其国家利益,可以说是漂亮话讲了不少,但有两点它是坚持不舍的:一个是不甘心真正撤军,一个是想方设法保持韩桑林派在未来的柬埔寨政府中的主体地位。正是这两点恰正是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在研究分析当时越南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时,就必须剔除“粗”、“外”,紧紧抓住这个“精”、“内”。已故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当时有一句名言。他说,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撤军是核心,离开这个核心的一切都是花招。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五、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

  搞外交调研,人们常会听到这样一句通俗的行话,叫做:要既能钻得进去,又能脱得出来。记得当年笔者初人外交调研的大门时,老同志们总是做如此这般的开导。这两句话讲的是外交调研的一个重要方法:注意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

  为什么微观研究必须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众所周知,研究国际问题,总要十分重视事实和历史的真实性,客观事实是第一性,注重微观研究就是为了尊重事实。但同时又必须看到,微观研究毕竟有其局限性,它失之局部,失之表面,失之浅显。对一切国际问题的重大的带有规律性的判断无一不是宏观研究的结果。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则是微观研究的升华。

  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说得好:“分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示历史的全貌、线索。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钻进个别历史事件里面去,用显微镜去发现问题;在综合时,又要站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高瞻远瞩,用望远镜去观察历史形势。”

  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见树不见林,一味钻进具体的问题但苦于脱不出来。另一种是见林不见树,只顾超脱有余但无视钻研之不足。古人曰:要“知微知彰”。任何明察秋毫但不见舆薪或相反都是不可取的。

  六、读苏东坡《题西林壁》有感

  古代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对庐山胜景神往已久。1O84年,他游庐山十余日,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深含哲理的绝唱《题西林壁凡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既是咏景,又是论理,理寓于景,景理交融。从外交调研的角度看,它予人们以重要启迪:分析形势切记冷静客观,万勿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要防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个典型例子是,有些外交调研者对2000年9月下旬南斯拉夫联盟总统选举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出现严重失误。这次选举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12天内,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以“志在必得”始,但却在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乃至占领议会和国家电视台的压力下以认输告终。米洛舍维奇为维护南联盟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畏强敌,敢于同军力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和北约较量了78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同情。希望他能再次当选,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尊敬和同情不能代替对形势的冷静客观的分析。米洛舍维奇抗敌有功,但他在执政期间,特别是在执政后期,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其中包括执行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为政不清等,而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他最终失去民心。有些外交调研者,可能出于对米洛舍维奇的偏爱,对南总统选举的形势做出了完全偏向于米的预计,结果犯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分析判断错误。

  分析国际形势,至关紧要的是:务必冷静观察,切忌感情用事。2O世纪8O年代末,国际风云突变,邓小平同志处变不惊,果断地提出了著名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32字战略方针,而“冷静观察” 则位居其首。只有冷静观察,始能实事求是,而如感情用事,势必失之偏颇。

  七、要“胸中有数”

  做外交调研,还需注意“胸中有数”。毛泽东主席说,做事总要“心中有数”。马克思也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美的地步。“数”在外交调研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从哲学上说,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分析国际问题,一大要义是要注意“数” 及“数” 的变化。这样做,一是为了掌握具体数据,在分析中让事实说话。外交调研是一门科学,讲究凡事要有根有据,来不得半点信口开河。另一是为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掌握所研究对象的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事物从量变到质量过程的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总是呈现阶段性,大量的是量变,也有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局部质变,当然也会发生全部的质变,但这毕竟为数不多。

  比如,我们说今天美国已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不是泛泛议论后的认识,而是对为数众多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和综合的结果。这几年美国霸权主义又有新发展,它悍然武装侵略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并恣意奉行“新于涉主义” 政策。美国之所以如此,是同它的自1991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美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4%上升到近29%,而每个百分点就意味着2600多亿美元。财大就气粗,美国霸权主义这个“新发展”也就有了解释了。同时,美国又可能将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据估计,到2O2O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将可能显著下降。我们正是通过这“数”的变化来剖析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当前和未来。

  还有一个例子,它虽属军事,也颇有教益。用地空导弹消灭一个空中目标,需不需要集中优势兵力?经过计算机模拟对抗,结果表明:一枚导弹对目标的摧毁率为8O%,两枚为96%,八枚导弹齐射才能达到1OO%。因此,以发射两枚导弹为最宜。心中有了这些“数”,判断也就出来了:消灭空中目际,不集中一定优势不行,但也不是集中的优势越多就效益越高。

  八、透过现象看本质

  分析国际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常用之法,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人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任何事物都具有现象和本质两个不同的方面。现象又分真相和假相两类,它们都是事物本质的不同的外部表现。现象总是反映事物的本质。但由于现象是表面的,是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本质是隐蔽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要通过科学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在外交和国际形势中,很多形形色色的表现为真相或假相的现象,它掩盖本质,伪饰真情。调研工作者伏案调研,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1933年,德国的希特勒上台。他图谋侵略扩张的野心路人皆知。希特勒这股祸水,究竟将其东引还是西引,成为当时国际斗争的一个焦点。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其本质是西方企图将希特勒德国这股祸水东引;一年后,苏联在莫斯科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本质也是苏联企图把这股祸水推向西方。抓住这个“祸水往何处引”的本质,就能看清2O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扑朔迷离的复杂国际形势。

  又如,1999年3月始,美国纠集了北约盟国,悍然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进行了持续78天的空中打击。美国此举貌似针对南联盟和米洛舍维奇,其实其意图多端,其中一个被现象掩盖的属于本质的真实意图是加强美对欧洲的控制。巴尔干是战略要地,乃兵家必争之地。美若要对欧洲加强控制,必先控制巴尔干。

  再如,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波及面广,影响深远。日本乘机提出拟建立一个日元区域援助基金的设想。日本此举打出了“援助” 受害的东南亚经济的幌子,但如透过这个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日本乘人之危,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实现走向政治大国的野心。难怪连美国也不为其漂亮的面纱所惑,迅速表示明确反对。

  研究国际问题,我们总是首先从观察现象人手,但不能止于观察现象,更不能仅凭现象给予我们的直觉而匆忙下结论。重要的是还需进一步深人思考和认真研究,直至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后,方能做结论。

  九、考察基本因素有无变化

  笔者曾在纽约工作过一段,常和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交往,探讨一些热门的经济问题。笔者发现,他们在分析问题时,其切入点总是在考察有关的基本因素有无变化。

  1987年7月,石油价格由于海湾紧张局势加剧而一度上升至22美元一桶。油价是继续看涨,抑或上涨只是暂时现象,是个不易判断的问题。经与一些美国专家交换意见,他们中的多数都认为,导致石油价格上扬有着多种因素,虽然一些因素确实有变,但石油供大于求这个基本因素没有变化。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油价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它不久仍将回到每桶18美元左右的水平上来。事实证明,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影响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因素很多,所有这些因素无疑都需要注意,然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基本因素有无变化以及变化的幅度,这恰恰是最关要之处。这在哲学上称之为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抓住主要矛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十、注意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

  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析国际问题的方法。它同抓主要矛盾有关,它要求我们在抓主要倾向的同时,也要十分注意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迅猛发展。这引起西方的高度注意。一些西方媒体撰文加以赞叹,甚至说这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对此类赞语,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它固然表明四方媒体被迫承认中国迅速发展的事实,但它们在赞叹之余,也总是或明或暗地含有“中国威胁论” 的味道。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为世所公认,这对我们有利,是主要倾向,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同时,也要注意另一种被掩盖的倾向,这就是西方会就此做文章,煽动“中国威胁论”,这又对我们不利,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对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自1983年下半年起一直积极呼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举行裁军会议,以缓和国际局势。特鲁多为此多方奔走,还访问了中国。我国总理访加时,会谈涉及的国际问题也主要是这个问题。特鲁多这个倡议成功的希望本来甚微,但特鲁多仍宁冒搞不成的风险而为之,这隐藏在背后的因素是:特鲁多可能即将下台,因为一个即将下台的人是不怕冒风险的。最后,果然不出所料,特鲁多于次年二月即辞去自由党领袖的职务。

  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表面一层的分析人皆能为之,这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要善于做深层次的分析,发掘出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见常人所不见,这才是本事。

  十一、从剖析“谜底” 着手

  外交扑朔迷离,但“谜底” 总是国家利益。丘吉尔说:“我无法向你预言俄国的行动。它是一个无法捉摸的谜中之谜。但也许有一个谜底。这个谜底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首次访华。他踏上中国国土,与周恩来总理握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为美国的利益而来的。”

  各国外交,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在政策的背后都是利益,各自都在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在诸多的国家利益中,经济利益又尤占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在分析国际问题时,以分析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为切入点,可能会收到“拨开重雾见天日”的效果。

  1997年,大国间的外交十分活跃,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频频建立。如何来看这一现象?分析起来,这里既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有长远战略的考虑,然而最普遍的原因是各自都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又如,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作了长达12天的非洲六国之行。这是近二十年来美国在职总统对非洲的首次访问。克此行的核心目的是进一步扩大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利益。过去非洲长期贫穷,连年战乱,被“边缘化”。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撒哈拉以南的48国中有37国的经济明显上升。加之,非洲的战略资源丰富,有17种矿产品居世界储量第一位。世界银行的报告预计,21世纪的非洲可能成为世界又一个经济发展的热点。正是在这种战略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克林顿才对非洲做了“历史性访问”。我们分析克林顿这次非洲之行,切入点就应是分析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当然,世上之事,复杂得很。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问题的缘由都归之于国家利益,那就过于简单化了。

  十二、湘江是“东流” 还是“北去”

  毛泽东主席在1925年所做的《沁园春·长沙》脍炙人口。该词一开首就写道:“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透出了不同凡响的气概。笔者在7O年代初曾有幸小住长沙,并专程去了橘子洲头眺望湘江,却发现湘江之水乃是“东流”,并非“北去”。经思索,笔者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湘江“北去”乃指其总体流向,而湘江“东流”则不过是局部曲折,我们不应因受“局部曲折” 之蔽而不见“总体流向”的大局。

  从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一词的启示,不禁联想起了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观察国际形势,我们其实也不时会遇到“北去”和“东流” 的问题需要正确估量和解决。

  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总是光明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它的道路却是曲折的,对此我们也不应掉以轻心。

  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总要走向多极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走向多极化的道路又是漫长的,有着一个曲折的进程。

  自2O世纪8O年代始,世界进人了一个“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新时期,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内,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进程也几次遭到冲击,国际局势在总体缓和中,局部动荡也是不断。

  “东流” 和“北去”也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哲学上叫做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国际问题时,要十分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才不致迷失方向。

  十三、力量对比和制约因素

  国际政治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力量对比问题。不管你承认与否,“外交永远是某种力量对比的反映”,外交总是“在力量的阴影下” 进行。各国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力量对比这个因素总是决策的一个基础。因此,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时,不可忽略对力量对比问题的研究。同时,力量对比也是相对的,任何力量都有一个受别的因素制约的问题。既研究力量对比,又研究制约因素,始能得出一个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

  如何看待当今美国是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和美国经济的连续十年扩张,美国取得了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独强地位。美国内部估计,美现在在全球享有经济、军事、科技等全面优势,在2O15年前美在世上无敌手。在此形势下,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期,其霸权主义有了新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99年3月底对南斯拉夫联盟悍然实施了长达78天的空中打击即是美霸气上升的一个主要标志。对上述这些,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和充分估计。但同时,我们又需从制约因素的角度来再做观察。我们会发现,美国在横行霸道的同时,也不能为所欲为,美独霸世界仍然力不从心。美国毕竟内外还备受一些因素的制约,美国霸权主义仍难逃脱它的局限性。一是美国虽在经济上一家独强,然而已不复昔日的鼎盛,现又面临经济衰退的厄运,独霸世界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二是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美国国内反对美过分扩张也大有人在,美在国内外备受制约;三是美国什么事都想管,战线拉得太长,十个指头摁不住十只跳蚤,难免捉襟见肘;四是2OO1年“9·11”事件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美国伤及无辜,应受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此事也暴露了美国也有虚弱的一面;最后是水满则溢,盛极必衰,美国霸权主义也势难逃脱这一历史规律的束缚。

  周恩来总理说:做调研工作,“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上述的分析法即是“一分为二” 法。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是一条铁的规律。我们对国际政治中的种种现象做两面看,恰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十四、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

  研究国际问题,还要注意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之法。

  研究工作,切忌片面性。大凡片面性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处理不好局部和全局、“点” 和“面”的关系问题。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即是为了能避免这种片面性。

  从小处着手,这较易做到。一般研究国际问题的习惯都是先从具体分析所研究对象的具体的方方面面着手。然而,我们不能仅止于此。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在从小处着手的同时,不应忘却还需从大处着眼。也就是说,要有全局观念,要注意把所研究的具体问题放到全局中去考察和衡量。

  如何才能从大处着眼呢?对此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依笔者之见,这主要应指:在研究任何国际问题时,都要注意国际大气候及其变化,都要注意把所研究的问题同国际大气候及其变化挂钩。

  国际政治离不开国际大气候,国际大气候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国际大气候几经变迁,或热战,或冷战,或紧张,或缓和。当国际大气候紧张时,外交僵局较难打破,而当国际大气候较为缓和时,冲突与争端较易解决。现在,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大气候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苏争夺的两极格局已被打破,新的格局又尚未建立,世界正处于过渡时期,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前进;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是总体缓和与局部动荡并存的新形势,时而是缓和趋势增强但局部动荡依旧,时而是局部激烈动荡但总体缓和未变;三是世界面临的挑战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四是世界趋势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在迅猛发展,这使南北鸿沟加深,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是当前的国际大气候,我们在研究国际问题时,都应注意从这些大处着眼,同这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挂钩。

  十五、“切一刀” 的艺术

  在研究国际问题时,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难处:需要研究的问题和方面太多,千头万绪,无所适从。此时,就用得着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析之法,姑且名之为“切一刀”法。笔者青年时代曾在外交部新闻司从事国际形势调研,新闻司搞国际形势调研的一条重要经验即是这“切一刀” 法。

  所谓“切一刀” 法,指的是:根据外交斗争的需要,择其中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重点研究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面面俱到而失之肤浅,不如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我们常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此处也不妨说,没有重点就没有外交调研。

  记得1987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了长篇演讲,阐述苏联的亚洲政策。演讲谈及的问题很多,牵涉的范围很广。如果加以逐个研究,遍地开花,不仅将平铺直叙,掩没重点,而且会花费时日,难收时效。当时,我们就决定采用这“切一刀” 法,专择其中对华政策部分集中力量研究分析之。我们发现,恰正是演讲中的这部分最富新意。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中苏边界可按两国边界河的主航道中心线来划分。我们便紧紧抓住这一点,进而分析苏联对华政策的新动向。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这“切一刀” 法也大有学问在。如何“切”法,“切”在何处,都有讲究。当然也要注意防止因“切”取不当而导致片面结论的情况。

  十六、“归纳” 与“演绎”

  外交调研的分析,离不开归纳和演绎。我们研究国际问题,一般总是经历或由“个别到一般”、或由“一般到个别” 的认识过程。所谓“归纳”,即指由个别事实椎出一般性的结论,而所谓“演绎”,则是由一般的原则椎出个别的结论。

  东南亚国家一般都采用“大国平衡” 的外交政策。得出这个看法应是“归纳” 的结果。所谓“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其实质是小国在众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利用矛盾,维持一个大国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从而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新加坡是奉行“大国平衡” 外交政策的典范。新加坡把各大国同时在东南亚保持存在看成是有利于东南亚小国的好事,因为这样既可“避免出现单一强国支配的局面”,又可使小国拥有回旋选择的余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此曾有一段绝妙的描述。他说:新加坡必须同美国、中国、日本、欧盟等大国建立关系,以便取得平衡。新加坡是只小虾米,如果没有这种平衡,就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后会把新加坡吃掉。

  比如,我们研究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一般先从研究新加坡的对美、对华、对日、对欧盟等个别政策着手,然后逐步“归纳” 成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原来新加坡奉行的是“大国平衡” 外交政策。而如果我们研究新加坡的对华政策,则可采取“演绎”法,从新加坡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这一一般性结论出发,逐步分析出其对华政策的真谛。

  当然,归纳也好,演绎也罢,都不能绝对化。归纳须由演绎来补充,而演绎又应由归纳来相辅,我们应在它们的对立统一中去加以把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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